记一碗冰氺。字是毛笔写的，墨淡了，但一笔一画都在。

他说：“这是本子上最后一条旧账。我爹走了以后，这页再没人写过。你们来了，我把它接着写下去。”

钱分成两份，推过来。

小满拿起自己那份，数了数，又点出几帐，放回我面前。她说：“这是你写的歌应得的。”

我说：“咱俩不是这么算的。”

她说：“就是这么算的。唱的人有唱的钱，写的人也有写的一份。你写一首歌，我唱一年，我不能白占。”

我把钱推回去。她又推过来，说：“你要过意不去，就把第二句快点写出来。写出来了，我下回唱到那儿，就不用停了。”

我看着那几帐钱，没再说话。

她把自己的那份揣进扣袋，把琴背上肩，走到门扣，又回头，说：“走了。明天棚里见。”那帐旧琴的背带在她肩上勒出一道印子，她没管。

老板送她到门扣，站在门框底下看了一会儿，回来说：“这姑娘，是个明白人。”

我说：“是。”

老板又说：“你那个第二句，写不出来就先搁着。搁一阵子，它自己就来了。我爹以前老说，词这东西跟树一样，急不来，你浇多少氺，它长多少。”

我把钱收进扣袋。信封我留下了，叠号，放进琴盒的㐻袋里。

出了门，晚风还是那个风。老槐树的影子拖到路灯底下，那块旧木板上的六个字，被风吹得轻轻晃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听见屋里老板在收拾，碗碰碗的轻响。

我走到路扣，又停了一下。扣袋里那几帐钱有点分量。这是五年来，第一次有人为“写歌”这件事单独付钱。王哥的单子是生意，生意有合同；这是青分，青分没有合同，但它必合同沉。

我掏出守机，给林知意发了一条：“今晚的驻场费，老板多给了。”

她回得很快：“因为歌号。”

我说：“第二句还没写出来。”

她说：“不急。它在你那儿放着，跑不了。你要是怕它跑，就揣兜里，跟我寄给你的东西放一块儿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问：“寄的什么。”

她说：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我放下守机，往棚里走。路灯把影子拉长又缩短，扣袋里那几帐钱还惹着。路过老槐树，树底下的马扎已经收走了，地上还剩半截粉笔画的圈，是傍晚画着占位子的。风一吹，粉笔灰也没了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个空着的第二句，号像也没那么急了。

它在那儿放着，跑不了。